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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网易财经智库原创文章转载需经授权。本文不构成投资决策。

高培勇(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党委书记)

60s要点速读:

1. 要以底线思维推演明年财政收支预算和政策的安排,统筹做好跨年的政策接续,确保今年第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财政政策的力度不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2. 在新发展时期上,干事情、想问题不能仅仅立足于发展,而且要立足于安全,习惯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做好明年宏观政策的配置。

3. 在明年财政政策的配置分析当中,我们必须要做成本效益分析,特别是要把该政策对财政当前影响分析清楚。不能只讲需求,不讲供给;不能只讲效益,不讲成本。

正文:

今年以来,这一轮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及宏观调控的操作,在清晰地折射出两个不同于以往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以往的经济下行压力对财政收支往往影响不大,基本处于可控状态。今年这一轮经济下行压力已经传递到财政收支领域,特别是以市县为主体的地方财政收支持续承压。可以说这是自1994年也是财税改革以来非常少见的情况。

我们不妨就以一般公共预算和灵活性资金预算做一些分析。今年的预算与税收收入自然口径的增长目标值是4.8%,财政部发布的今年1-10月份的财政收入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8.9%。因此,要实现全年税收收入预算目标,11-12月份的税收收入必须达到31421亿元,月均增长18710.5亿元。这个数字要超过今年前10个月每月税收收入额度的30%以上。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留有不小的缺口。1—10月份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收入是负增长22.7%,对其中最大一项收入——土地收入负增长25.9%。通过这两个预算可以看到,今年预算的完成情况和预期值相比是有差距的。

第二个方面,最主要的宏观政策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往在经济下行时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向发力,共同发挥作用。在此过程当中,无论是财政领域,还是货币领域,都会论证自身作用的有效性。

而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当中,由于预期转弱的压力,面前出现了新的情况,即信贷需求不足。信贷需求不足会制约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目前,在各种论坛和分析会议上都能听到这样一种声音——货币政策作用不大,只能靠财政政策的舆论。在各种场合也能听到要求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呼声。

因此,从明年宏观政策配置的期望值来看,着力点是在财政政策上,特别是在财政政策的供给一侧。一方面是财政收支自身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对于财政扩张政策需求非常强烈。

上述两个方面实质是一对高度相关的矛盾现象。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任务,我们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提认识,提处置,提评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这种变化体现在发展目标上,它是阶梯式递进的。因此,我们对于新发展阶段目标的追求需要付出比以往更多更大的努力。其次,这种变化体现在发展环境所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在新征程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环境。

最后,这种变化还体现在机遇和挑战所发生的新的变化。我们必须把握好发展的主动权,这要求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准确、完整、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些线索上看,我们现在追求的发展目标也已经从过去的“四个更”(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扩展为“五个更”(在“四个更”基础上增加“更为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对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和拓展。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所有的变化,那就是安全在当前发展中的分量加大,必须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内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新发展阶段,或者说新征程上,干事情、想问题不能仅仅立足于发展,而且要立足于安全,习惯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做好明年宏观政策的配置。这其中有几个基本问题,我想要加以明确。

第一,宏观政策需要做成本效益分析,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做成本效益分析。举凡财政扩张,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实现政策的目标。无论就全局而论,还是就局部而论,虽然说我们可以不计局部的成本,但从总体上政策效益仍要大于政策成本。其底线是不能以牺牲财政安全为代价。

因而,在确定明年的宏观政策过程当中,特别是财政政策的配置分析当中,我们必须要做成本效益分析,把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所涉及到的相关成本和效益计算清楚,特别是要把该政策对财政当前影响分析清楚。不能只讲需求,不讲供给;不能只讲效益,不讲成本。这也是在现实当中经常看到的现象——只论证和因此取得的效益如何如何,而很少论证或不论证因此而付出的成本是多少。所有预测分析报告应当中有一个成本效益的部分。

第二,要以底线思维推演明年财政收支预算和政策的安排,统筹做好跨年的政策接续。一方面,要确保今年第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财政政策的力度不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另一方面,要跳出当期看长远,为应对未来的突发事件和可能的困难预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决不能用足用尽当年的财政能量。在财力的配置上,财力调度的空间上,我建议要留有后手。

第三,把财政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当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安全事项,财政安全是最具底线的安全,是所有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财政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守护好财政安全。

第四,面对“三重压力”,特别是预期转弱的压力,要坚持敢于行动和政策安排并重,而且要以改革为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扩张性政策只宜于对冲短期的影响,例如预期转弱这样的压力,必须靠改革,靠营商环境的改善,而仅仅依赖于政策的扩张是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

因而,只有在改革上下功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要注意,在当前,不要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扩张来包打天下。坚持“桥归桥,路归路”,对症下药,精准施策,特别是要把改革和政策各自的作用、空间弄清楚,说明白。

要坚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宏观政策配置熨平宏观经济的波动,为发展创造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良好环境,形成全面可靠的发展安全保障体系。

(整理自高培勇于2022年11月26日在CMF年度论坛:在大调整中温和复苏的中国宏观经济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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