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新冠病毒感染，尽管引发的症状主要是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但反应因人而异。有的人只是略感不适，发烧一到两天就基本恢复；有的人身体反应非常大，难受程度超过普通感冒。而个别严重的，则出现了肺炎。还有极个别的病例，引发了身体其他基础病，最终不幸去世。这两天在网上已经有这种病例的报道，有的人甚至是青壮年。所以，这个疾病同其他疾病一样，也有危重率和致死率，而且考虑到奥密克戎的RO值（即病毒流传指数）高达22，通俗地解释也就是一个人可以传染22个人，远远高于流感RO值仅为1.3（也就是一个人可以传染1.3个人）的现实，所以发病人口基数会非常大，在可以预估的未来，危重症人数甚至死亡人数恐怕还会增长，特别是高龄人士和患有基础病的人士更有可能因此而死亡。这，恐怕是我们无法回避，但却冷冰冰的事实。事实上，北京在18、19日两天已经新增七例死亡病例。

现在网上有些人借此问题说事，说这是外国人设下的陷阱，置社会上这部分群体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进而论证说，西方文明比中华文明落后，“中华文明在法律之上是道德，道德之上是人心，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而西方世界既不讲道德也不讲人心，在法律之上是宗教，宗教之上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这一自然法则运用于社会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说实话，当我读完这篇看似铿锵有力，实则漏洞百出的文章后，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作者完全不懂宗教和欧洲文化，也不完全懂得中华文化，几乎是信口开河、天马行空地乱讲。说这话的人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傻，纯属是坏，为的就是骗取“正能量”的流量。顺便说，如果想让自己的智商始终保持在线，最好别陷入类似某某之乡、某某策和某歌会网里，那上面的东西读了会让人很嗨，但如果你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些文章差不多都是一个调性，通俗点说就是“煽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以我们这些当过红卫兵、刷过大字报的人看来，这种文风都是我们玩剩下的。我在读一篇文章时，只要发现上面出现三处以上的反问句和斩钉截铁的感叹号就开始警惕，因为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字报体”。

我曾经在过去的文章中说过，过去有人动辄以“姓社姓资”给人划线，后来又有“姓公姓私”，这些年这群人又兴起了“姓中姓西”，以此划线，对异己者贴标签、扣帽子，这种风气要不得。我们这一代人是亲眼见过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七零后以及更年轻的人不懂得这一点，这不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人详细地给他们讲过这段历史。像我在前面引述的那篇文章，就是一篇典型的以“姓中姓西”划线的东西，把不同的抗疫路径选择直接贴上类似“敌我矛盾”的标签，这样做最终的后果很可能是使得我们被这种标签绑架，思维不敢、不能转向，于是“僵化”也就呼之欲出了。这些人把抗疫的路径变化直接定义为“西方世界”的东西，似乎抗疫的路径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这是一种极其简单而片面的思维方式。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姓中姓西”的问题，根本不必那么上纲上线。说白了，在抗疫路径选择问题上，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一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千年无解的难题，这就是“电车难题”。没听说过“电车难题”？有兴趣自己上百度去搜。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解释。

面对逃逸能力如此之强、传染指数如此之高的奥密克戎，我们发现用传统的单纯封堵的办法实际上已经防不胜防，而且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受到的影响太大，于是中央果断作出政策调整的决策，这是完全正确的。相信中央也是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在多方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这一决策出台后，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医疗挤兑现象，也会出现极少数人因病去世的个例，但这就如同“电车难题”中描述的那样，两条轨道上一边是一个人，另一边是五个人，而你不可能面面兼顾，只能是在确保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同时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脆弱的极少数。事实上，目前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也正是这样做的，比如对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发热门诊的放开、相应药品的供应保障等，都是设法在兜住底线。那么，会不会有高龄人士和患有基础病的人士因感染疫情而去世，肯定会有。这就如同其他疾病一样，都不可能确保一人不死。

还是让我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医院里一个科室的医生集体讨论给一个年近九旬、身患恶性肿瘤的老人采取哪种化疗方案的时候，正巧科里还有两个见习的医学院学生，于是主任就让两个学生也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个学生主张直接上最好的化疗，能多延长一点寿命也是好的。另一个学生则认为，对于这个年龄的恶性肿瘤患者再花费这么高的代价上化疗其实是多此一举，还不如采用舒缓疗法，让病人安静地离世，这样病人也少折腾，家属也少花冤枉钱。后来，科里的医生们一打听才知道，那个主张花再大的代价也要延长病人生命的学生是学眼科的，而那个主张舒缓疗法的学生是学影像的，于是大家都觉得这两个人说的话跟他们的专业极为吻合，搞眼科的人专注于让病患哪怕多见一天光明都是应该的，而搞影像的则更像是一个清醒的“局外人”，更容易跳出医学本身，以社会常识来体察患者及家属的真实感受。这两个学生，你说谁说得对？其实都有道理，这也是“电车难题”的一个变种。

所以，我的观点是，回到这个疫情的本身，权衡在“堵”与“疏”之间的平衡点，尽最大可能还社会以活力、个人以自由，同时兜牢底线，把危重和死亡率下降到最低限度，这就是最好的防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