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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15日，北京工业学校的领导收到汇报：教师陈掖贤好几天没来上课了。一听陈掖贤这个名字，领导们便头痛脑大。当天下午，一众人上门查看。可敲门许久，屋子里都没有人应答。

陈掖贤住在学校的自建楼里，距离单位仅有1公里不到。领导们在屋外等候半天，最终决定不请自入。等工匠师傅弄开门，卧室里的画面却令人惊悚。陈掖贤用一根麻绳吊在房梁上，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对于这一噩耗，学校里的同事、领导、学生无不感到痛心疾首。要知道，陈掖贤可是烈士赵一曼唯一的孩子。他为什么选择自缢而亡？身上发生什么事情？

1928年11月，女英雄赵一曼从苏联回国，根据组织的指令，她来到了湖北进行革命工作。赵一曼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与同学陈达邦结为了革命伴侣，陈达邦是湖南人。

赵一曼回国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她在湖北宜昌租了一个小房子，准备在宜昌建立地下联络站。

1929年春节前夕，房东看到赵一曼快要临产，催促她马上搬家。按照当地的风俗，外人是不能在家生孩子的。

赵一曼考虑离开联络站后，同志们找不到她会耽误事，因此她顶着严寒，艰难地挪到了木板屋外的草堆里躺下。邻居好心的搬运工夫妇，发现赵一曼之后，将她接到了家里，1929年1月20日当天晚上，陈掖贤出生了。

赵一曼是在列宁的故乡怀孕的，她的字又叫“淑宁”，因此她为孩子取名为“宁儿”，希望儿子“安宁无事”。后来“陈掖贤”这个名字，是赵一曼不知道的。

在搬运工夫妇的精心照料下，赵一曼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但宁儿从出生开始，就没有过几天安宁的日子，赵一曼生产后没有多久，我党在宜昌的联络站就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当地抓捕共产党人，事先得到消息的赵一曼连夜抱着宁儿从城里跑了出来，才逃过一劫。

赵一曼带着这个孩子，回到了上海，又在党组织的委派下，前往南昌，在中国共产党的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宁儿这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孩子，也跟在母亲身边去了南昌。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越演越烈的时候，江西省委机关又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破坏了，赵一曼接到同志们冒死传递的危险信息后，赶紧烧掉了机密文件，抱着宁儿逃离了住处。

图丨赵一曼与儿子唯一合影

这样危机四伏、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打消赵一曼火一样的革命热情，但身边跟着宁儿这样的一个年幼的儿子，开展工作十分不方便，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十分不利，赵一曼就琢磨着为宁儿找一个稳定安全的家庭寄养。

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赵一曼第一次见到了陈达邦的妹妹——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考虑到孩子的成长，赵一曼和陈琮英商量，将孩子送到陈达邦哥哥家里抚养。

在被送走前，赵一曼抱着宁儿来到照相馆，留下了那一张弥足珍贵的母子合影。

1935年11月，在白山黑水间英勇抗日的赵一曼为了掩护部队负伤被捕。

之后，日军对她使用了更加惨无人道的酷刑，老虎凳、辣椒水、电刑……

尽管被各种酷刑折磨地死去活来，赵一曼依然没有向日军吐露任何消息，见实在没法获得情报，日军只能放弃。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高声呼喊中英勇就义，时年31岁。

这一年，寄养在伯父家的陈掖贤7岁了。自从和母亲分离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也没有收到过母亲的任何消息。

1943年共产国际解放，陈达邦回到祖国。彼时已经联系不上赵一曼了，辗转之后得到了赵一曼已经为国捐躯，英勇牺牲后。

陈达邦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专员和其他女人再婚，又生下了几个子女。陈掖贤也想过到自己的生父家里去，但是在这个都是充满血缘的家庭内，他总觉得自己像一个外人。其他子女都是同父同母的，只有他一个人跟父亲的现任妻子，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感情也就不深。所以来往就逐渐变少了。

新中国成立后，赵一曼的事迹开始被大家知晓，对于这位至死不屈的女英雄，闻者无不悲伤落泪。在姑姑陈琮英的帮助下，陈掖贤对于母亲赵一曼也有了了解。对于陈掖贤来说，“赵一曼”这三个字显得既熟悉，却又是那么陌生。

当看到母亲牺牲前留给自己的“遗书”时，陈掖贤最终还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积压在自己内心多年的委屈，在这一时间全部发泄了出来。

赵一曼写给儿子的遗书

得知陈掖贤的身份之后，上级部门也联系了他，让他来领取赵一曼烈士的抚恤金和烈士证明。来到机关单位之后，陈掖贤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自己母亲的照片。那照片并没有多么清晰，但陈掖贤还是非常珍惜地用手指抚摸着母亲的眉眼。

工作人员把东西给陈掖贤送过来之后，陈掖贤拿走了赵一曼的烈士证明，却拒绝了那一笔抚恤金。他说：“妈妈当初选择牺牲，并不是为了这样的报答，她有她的初心和坚守。如今，我如果拿了这笔钱，那才是对妈妈的折辱。”

见陈掖贤这样，工作人员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拿着这些东西，离开了这里。回家之后，陈掖贤特地找了一个很精美的盒子，珍而重之地把赵一曼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东西给装了进去。这些东西，也被他妥帖地收藏在了自己的心底，并且，为了纪念母亲，他还将赵一曼三个字刻在了自己身上。

但家庭温暖缺失带给他的影响，却是伴随一生的。他那敏感、自卑、脆弱的心，是永远也无法变好的了。

工作后，陈掖贤的生活并不如意，他性格格外沉闷，他不善交际，生活中没有几个朋友。
同时，陈掖贤的生活经验也很欠缺，不爱干净，不爱存钱，彼时他的工资是每月69元，陈掖贤每每在前半月奢侈不已，又在后半月去工会打借条。
这样的生活习惯，让她的妻子陈友莲很是恼火。因为陈掖贤不仅不和朋友沟通，也不爱和她沟通，哪怕是有了孩子以后，陈掖贤大手大脚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家里到月底就揭不开锅。
孩子饿的哇哇哭，但陈掖贤不愿将工资交给妻子保管，俩人时常因为钱吵架，最终以离婚收场，陈掖贤每个月会给前妻寄去20元，但话还是不多说一句。
学校体谅陈掖贤的难处，给他的工资涨到了77元，这在当时是非常优渥的条件了，然而陈掖贤的精神状态非但没有好起来，甚至急转直下，经常喝闷酒发呆。

这种胡天胡地的作风，非但没能让陈掖贤高兴起来，他的情绪起伏反而更大了，学校党委担心他是患了精神忧郁症，还曾让袁宝珊陪他去安定医院住院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陈掖贤出院了，不久和前妻张友莲复婚还有了第二个女儿，但此时张友莲的病情并未完全好转，有时仍旧需要住院治疗。

性格上放任自流，家庭病痛时常发生，这些虽然影响了他的生活，但因为他的工作是有稳定收入来源的，组织上也一直对其照顾有加，日子虽过得磕磕绊绊，但还不至于到需要寻短见的地步。

关于压倒陈掖贤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多数人认为是他的偏执以及对母亲的狂热崇拜，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对陈掖贤影响很大的事情。

1960年，多年未相见的父亲陈达邦来他的住处看望他，父亲看见陈掖贤瘦骨嶙峋，气色也不是很好，有点心疼他。

陈达邦立即就带着儿子到政协礼堂餐厅吃了一顿大餐，还给他点了红烧狮子头，让他好好补一顿。陈达邦当时在国务院里任职，按照他们的规定他是有资格享受到特殊待遇的。

陈掖贤在餐桌上吃的很香，一脸享受的样子。可等到从餐厅出来以后，陈掖贤的表现却有点异常。

后来从袁宝珊口中得知，原来陈掖贤在享受这顿大餐的时候，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赵一曼，想到了那些过着苦难生活的百姓。他觉得自己没有像母亲那样一心为民着想，反而还在这里享受特权，认为自己背弃了信仰。

图丨陈达邦

由于陈掖贤偏激的性格，他根本就不听父亲的解释，那个政协离礼堂餐厅实际上是为了照顾民主人士而设立的。

张友莲原本身体就不太好，加上生完孩子后没有好好坐月子，导致身体一下孱弱起来。精神与疾病的双重打击，一下把她逼成一个神经质女人，甚至到了需要住院吃药才能稳住病情的地步。

家庭的琐事、世俗眼光的束缚、为人夫冈的框框架架，越发压得陈掖贤喘不过气来。

图|陈掖贤一家人的合照（前排右一为陈掖贤）

在他心里，也很想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幸福的生活，可却从来没有人教过他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去关心、体贴别人，如何去规划与家庭的未来。这些东西都是他在书本与社会中，永远无法获得的。

加上父亲去世后，陈掖贤整个人变得郁郁寡欢、木讷无比。他不再与人交流，但仍旧入不敷出，照顾不好自己，经常被人发现饿晕在自己家里。

1981年，机电研究院盖起两栋单元式家属宿舍楼，按条件陈掖贤有资格分上一套，但是按工龄计算，楼层就只能是顶层或者一楼了。机电院的领导出于对陈掖贤的照顾，分给了他一套一楼向阳的单元。

赵一曼希望自己的“宁儿”安宁过一生，一生平和，可是，事与愿违，陈掖贤于1982年，在53岁那年自缢身亡，陈掖贤追随自己的母亲去了。

那天，他的同事见陈掖贤好几日都没来上班，心生疑惑，于是去到他家里，想看看情况。没想到，看到是陈掖贤死去的样子，众人唏嘘。

这种情况几年前也发生过一次，在1974年，陈掖贤也是连着好几日没来上班，同事们去他家里。他们发现陈掖贤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就立马把他送去了医院。原来陈掖贤是饿得晕过去了，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

房间的桌子上，留有一封他写给两位女儿的遗书，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永远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和国家添麻烦，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你的奶奶是你奶奶，你是你。”

写信时的陈掖贤，已经想明白了自己一直活在母亲的光环下，但自己却无法从这个光环下迈出一步，最终选择自缢解脱。同时也在强调，让自己的两个女儿，不要步自己的后尘。